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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强:加强群众路线教育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作者:人民网 出处:人民网-理论频道 点击:1258 日期:2013-09-22

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执政实践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提出的基本命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一、群众路线内涵及其教育实践体现了政党活动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语境中,群众一词最早出现在《荀子·劝学》一文中:“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这里的群众是人群之意。今天所谓的群众,主要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人群,居民中的多数人;二是指没有加入党团组织的人;三是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群众,主要是指工农群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他看来,群众就是全体被剥削者,而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因此,强调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其本质意义上是指党如何领导群众并代表群众利益,以及如何带领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目标。今天我们所讲的群众,主要是指政党权力所服务的群体,主要是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劳动者。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是指党用以处理其与群众关系的要求、准则和做法,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其内容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党的建设中被理解为涵盖党的价值与宗旨,党的工作方法和党的工作的具体途径的理论。关于群众路线的提法,仅从字面上理解,最早出现是李立三在1928年首先提出的;[1928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此后在1929年中央“九月来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一词。[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但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其活动及政治目标也必然需要依靠群众来实现。正如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乃至建立党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同时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应该说,党在古田会议上完整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内涵和要求。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此后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七大通过的党章,也明确规定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要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把群众路线确定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并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做了高度概括并沿用至今。开放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教育与实践的方法不断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系列科学论述,进一步厘清了新时期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的科学理路与实践要求。

二、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践逻辑与现实要求

中国共产党从执政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如何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历史经验看,大量资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前,都需要也能够通过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在获取政权后,受权力影响,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逐步脱离原有的下层社会支持者的倾向。对于这一点,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就“兴亡周期率”所展开的窑洞对中,也描述了政党权力运行可能存在的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首先是基于改变两半社会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剥削命运的现实需要。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内在包含着党的领导核心的有效确立,也包含着人民创造激情的充分迸发。要实现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求党自身坚强有力,决策科学,能够实现对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同时保障党员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由此,党的目标任务的制定就需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发展需要。其次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和组织运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基础是建构制度权威,严格依法行政。领导干部有责任通过权力运行的法治化来强化社会理性。第三是立足发展良序,完善社会发展与矛盾化解的参与机制,提供党员和群众监督权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空间。中国共产党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被奴役被剥削境遇,建立的新中国,其动力基础和全部价值都在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长期执政的党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在权力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地方的权力主体不能够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问题。因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代表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在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党的群众路线得以坚持的重要价值逻辑。党的群众路线不仅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保持中国政治发展良序的现实要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工作有效实现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作任务,实现执政地位的巩固与社会和谐稳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不同利益主体对党的政策要求对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构成压力。一方面是党的政策制定与落实过程已经很难实现所有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党的历史方位转变导致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传统群众工作难以适应变化社会的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凸显矛盾要求进一步增强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性。尤其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谋私、不公甚至是侵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直接撕裂了党群关系,并使得管理者和人民群众都愈发倾向于通过暴烈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综观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实践,社会矛盾的复杂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核心利益调整的“深水区”相联系的,当然也与党的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联系:如在一定范围内大量存在的脱离群众、不善于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的问题,一些地方出现与民争利甚至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一些地方出现的急功近利、忽视人民承受能力的发展逻辑等等。此外,发展中事实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政绩标准分化等社会现象剧增了社会存在的失稳因素,例如土地问题、就业问题和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此类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复杂矛盾的大量涌现,以及制度不完善情况下多发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与涉诉涉访事件,对政府职能部门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政策能力,协调多元主体分化的利益诉求的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此外,脱离群众路线的现象还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起来的被实践证明是科学有效的做法,密切党群关系的措施与要求未能真正落到实处;二是群众路线工作开展的形式单一,方法与手段落后,工作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坚持群众路线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成为非常态的管理过程,甚至成为宣传与“作秀”的过程。其结果是加大了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的难度,传统群众工作的优势难以发挥,既有工作方法无法奏效。三是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没有结合着党的中心工作来展开,以至于出现两张皮现象,导致一些地方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并没有给群众带来实惠。在具体的政策过程中,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机制并没有发挥作用;领导干部难以真正掌握社情民意和发展中的风险挑战,不能够从群体性事件中把握社会潜在的对抗性因素;不善于做群众工作,尤其是不善于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

我们知道,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从实践本身看,党的群众工作优势的有效发挥,一方面有利于深入群众了解问题,把握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进理论创新,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是要在干部党员中树立群众观点和服务意识,将党的科学理念内化为组织和党员的行为标准;并通过有效的机制运行将党在长期领导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理念外化为实践,以此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基于此,当前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以下基本要求:一是从价值上强调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要求及其实践理路。中国共产党要有效引领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以确保党的活动体现党的宗旨,服务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同时,保证共产党将自己打造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二是在组织上明晰了党的功能建构与发挥的实现条件。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求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以及各级组织的作用有效发挥,需要体现在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并能够实现政党认同,进而凝聚不同社会主体实现发展目标上。三是从制度上提出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基本要求,即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一方面体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自觉维护党章和制度权威;另一方面体现在通过严格的制度规定和制度落实来保证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党组织通过有效的思想整合和价值引导,在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党章意识和坚定信仰,实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高度一致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落实的体现,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绩效要最终体现在党的制度完善,组织科学,运行有效。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通过教育来凝聚共识,升华理念,改进作风。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在其本质上是信仰的问题,体现为人们对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的信奉和追求过程,是个体和组织的精神寄托和行为指南。[通常情况下,一方面,信念、信仰的内容和方向决定理想的内容和方向。另一方面,理想是信念、信仰的具体化。]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在其本质意义上是适应思想发展与成熟的规律,通过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实践的有效性来形成统一性。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物质财富的有效积累是和文化成果的逐步积淀相联系的。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党的干部教育存在着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和教育效果低下并存的尴尬局面,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或者被漠视。习近平同志指出,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他提出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党的旗帜上就鲜明地镌下闪烁着纯净澄澈的理想光芒的马克思主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作用发挥重要的价值基因。这些价值诉求始终和着人民的利益需要展开。

因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效果归根结底要落实在执政党的权力运行能否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及能否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因此,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需要围绕十八大提出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八项基本原则展开。一方面始终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强调权为民所赋,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党的领导权威配置资源,不断满足人民对于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实现了财富的有效积累,推进了民生改善,但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也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四种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和“四种作风”[ 此次群众路线教育需要克服的四种作风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作风和奢靡之风。],党需要通过严格管理和有效的制度建设增强机体活力,在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中提高执政能力,推进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

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要保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需要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着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能存在的流于形式、甚至扭曲变形走过场的风险,把握并解决好以下基本问题。

一是群众分化要求调适教育实践活动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运行模式。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需要并且能够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群众、凝聚和动员群众实现了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结构与生存状态的根本变革,群众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两大阶级日益分化为价值与利益诉求多元的不同阶层。与之相应,分化为多个阶层的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策需求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成长,直接导致政策需求的多样性,政策制定必须考虑根本利益实现方面的大众化需求和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实现的小众化需求并存的事实。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变,其政治参与的诉求与路径亦随之变迁。这个变化过程一方面提出了党和政府调整组织结构和职能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也使得既有的政策配置资源的体制难以满足分化群众的多元利益与价值诉求。由此,“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党的群众路线实践中必然要改变为既要满足99%的人的利益,也要满足1%的人的利益。众所周知,分化社会群众诉求的多元化、复杂化特点,以及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群众素质提升,直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主体价值及权利观念的不断增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判断;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人们的诉求日趋多元繁复,并且容易超越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同时,人们对公共事务强烈的参与要求对党组织提供科学制度和政策资源能力构成了现实压力。社会主体的监督能力和参与意识的增强,一方面使得党的政策落实拥有了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人们的政治认同从原有的信任与服从转变为法理型的利益认同过程。多元利益主体的冲突与矛盾迫切要求党和政府增强社会干预能力和推动社会发展能力。也就是说,改革开放长期执政环境里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凸显着权力运行的服务逻辑,以及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预设。同时,多元阶层对党的领导和政策过程提出了差异性的要求,构成党领导社会新的实践逻辑。如何形成改革共识,凝聚力量成为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基于此,中国梦的提出显然能够丰富和发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内涵。

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理念嬗变提出教育实践活动新的要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是党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落实问题,是党的作风改进问题。而改进工作作风,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四风”问题是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在谈到奢靡之风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用“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来强调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要求通过解决作风问题来为解决党内其他问题创造条件。二是决策科学化问题,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要能够满足并服务于人民生活改善,创造出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三是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开展党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更多地从思想建设和道德自律来增强党的建设的有效性。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强调制度的刚性约束,一方面是要形成党的纪律约束和制度运行的权威,更重要的是要以制度形式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在动力。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下基本问题:首先,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不再是党替代老百姓或者包下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所有事情。二是党的群众工作是要在承认多元并且尊重和保护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基础上,寻求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对不同群体行为引导的有效性,即党能够在多元社会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价值观,并以此加强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实现对社会的一维引导。这就要求党的理念本身要具有开放性、科学性和先进性。党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要秉承的基本原则不是让所有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高度一致,而是要科学面对分化社会的思想实际,一方面努力增强人民对政党意识形态的拥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在服务群众中最大限度减少对党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和采取各种方法抵制党的政策有效施行的现象。坚持群众观点,很大程度上就是领导干部要充分尊重群众分化的利益与价值诉求,在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给中要有能力判断决策本身是否具有价值,是否是真正服务于人民利益实现的,还是既不符合长远利益也不符合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利益的错误政绩观问题,同时善于把握群众需求,形成发展共识。在此基础上将中央精神和地方发展实际相结合,形成推动地方发展的具体实践。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形式上必然要求形成领导干部深入到群众中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既有生产力和制度框架内坚决老百姓的现实问题,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群众的社会参与从简单的政治需要转向兼有政治需要与利益诉求,物质满足和精神充实的参与,从形式参与转向实质参与。

三是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定型。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所谓的刚性约束,是指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并加以权威执行。当然,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本身不可能完全实现党的制度体系的完善与科学运行。但是通过这次活动,要能够有效推动党的制度体系建设,包括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落实教育活动中党员领导干部的承诺制、信息公开制度、目标公示制度和整改结果的群众评议制度。我们知道,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公开制度、党的领导班子和干部责任落实制度在运行中的标准体系一旦为社会掌握,就必然要成为社会考量和评价各级干部工作绩效的基本标准,成为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党群沟通平台。通过党的制度建设来落实党内民主、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使广大党员真正能够监督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保证党内权力的健康运行,保障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发生偏离。同时,党需要鼓励和满足信息时代的多元主体介入监督,使群众能更加简便清晰地判定和把握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绩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权力配给资源的公平公正问题逐步凸显。许多地方积极探索权力有效约束的机制与体制,确保权力运行符合人民群众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近年来,南京、武汉等地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展党的权力运行和人民民主的实践途径。尤其是为人民监督提供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他们将电视辩论这一时代特征明显、互动性强并带有竞争性的媒介技术纳入人民监督。形成了覆盖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的社会监督与评议网络;并且在实践中考虑了监督的专业主体和群众的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以制度形式推进政务公开,把知情权、监督权和评判权交给群众,这是新形势下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积极尝试。当前可以通过类似做法提高党的执政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并将党和政府的角色重新落在服务者的层面。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在法治和制度框架内维护和提升人民民主监督的能力。

同时,制度建设的首要举措,应该是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 习近平2013年2月在甘肃视察时的讲话。]为此,需要完善科学的评价体系。一是道德评价体系,解决好领导干部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思想认识问题。二是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通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尤其要把长远利益和短期政绩、民族复兴的整体利益和地方发展的局部利益放在更加科学的标准中加以评价。在此基础上,实现群众对党的认同的制度化。

四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绩效与改善民生息息相关。实践表明,政党处理与群众关系的过程受其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影响,体现着政党的治国理念和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利益)集团的意志和诉求。在实践中直接与执政模式和社会福利政策相关。前文述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必然是人民利益实现维护的重要领导力量。落实群众路线,改善党群关系,首先意味着党的活动和执政过程需要着眼于群众利益的实现。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长冈乡在战斗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的。1933年,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外媒体见面的时候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核心理念: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90多年建设与60多年执政的过程中,就是不断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更加美好生活期待的过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需要契合社会信仰与崇尚的核心价值,在坚持人民主体和党员权利的基础上,形成落实党的宗旨满足人们发展需要的各种条件。(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